亚星娱乐方药雨:民国三大古泉藏家之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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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星娱乐方药雨(1869-1954),祖籍浙江镇海,后迁居定海城关镇。天津方药雨与上海的张叔驯、重庆的罗伯昭并列,有“南张北方西蜀罗”之誉称,为民国时期古钱界最负盛名的三大收藏家之一。

亚星娱乐方药雨(1869-1954),祖籍浙江镇海,后迁居定海城关镇。天津方药雨与上海的张叔驯、重庆的罗伯昭并列,有“南张北方西蜀罗”之誉称,为民国时期古钱界最负盛名的三大收藏家之一。


苦必须要苦出头


方药雨生于清同治八年(1869年),原名方苦,字药雨,后来他觉得苦必须要苦出头,就改为‘若’字。一说初名方城,字楚卿,号劬园,又号古货富翁,小名谒宝。室名旧雨楼。


方药雨祖上世代务农,后来稍有土地,到了他父亲一辈,不料家道开始中落,逐改行行医。方药雨为老大,下有两弟四妹,因家庭人口众多,生活贫困,父母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方药雨幼时就进私塾念书,由于勤奋好学、天资聪慧,古文诗词、书法绘画、八股文章无所不精。19岁时,方药雨通过县试中了秀才。


1893年,方药雨经同乡介绍,谋得天津北洋学堂文案一职。他得到乡间亲友资助,怀揣仅有的25块银圆,由浙江定海经上海去天津谋生,从此在天津度过了他的一生。(方药雨同乡定海金性尧在其《金性尧集外文编》中说方药雨“十余岁就赤手空拳地跑到天津,住在日租界。他是不懂日语的,但第二个妻子却是日人。”此说时间上可能有误。)


后来方药雨的才华得到认可赏识,他又升任北洋大学堂教授。因为考核优异,又被清廷升职,最高累迁至知府一职,他还曾担任过议叙通判、永定河河工委员等职。

我亦于泉好鉴评


方药雨平生好藏金石书画,尤迷古钱,自诩不贫于古,故晚号“古货富翁”。


大概是在1900年 (光绪二十六年),方药雨30岁时开始收藏古钱。当时恰逢北方一些前辈名家将藏品陆续散出,在天津劝业场的古玩铺出让兜售却无人问津。因为那时出大价钱玩古钱的人很少,于是方药雨适逢良机,使他能搜罗到一些传世名钱、珍罕古钱。


民国年间,方药雨在天津身居要职,还开设了利津地产公司等,由于盈利丰厚,其得以撮资收藏书画、古玩、古钱等物。金性尧说方药雨“现在家产已达一百余万,完全由贩运书画、古玩给日人而来”当为不实之词。


方药雨先生旧藏


方药雨在收古钱币花钱最大方,所以北方一带许多藏家的古钱、包括当时新出土的稀有古钱,都一一辗转到了他的手中。在天津最早的游艺园“大罗天”(今天津日报社址),园内有京剧、杂耍、电影、焰火、餐馆,附设古玩摊铺,是当时天津唯一的古玩市场,当时在这里就经常能看到方药雨的身影。后来的北京“厂甸”、天津“劝业场”的古玩商都依然视其为大主顾。


据说1920年他在北平购买战国蔺字圜钱两枚,竟出600银元高价而得,并戏称“为黄百川敲了小竹杠”,一时视为豪举而震惊泉坛。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在其日记中写道:“与药雨争选铁钱,汗涔不顾也,杯盘罗席,守饥不肯释。”可见方药雨当年收藏古钱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


他对古钱币嗜爱之深,从古泉名品治好病的故事中,可以窥见一斑。某年秋天,方药雨因患丹毒,缠绵病榻,疼痛难忍。同是钱币收藏家的郑家相前往探望。郑将刚刚购买的两品“齐造邦长法化”背化字刀让方鉴赏,方药雨见到这两个珍稀之品,赞不绝口,连呼:“珍品!珍品!”原来他对这种齐刀心慕已久,可惜无缘得到,今日梦寐以求的古钱就在眼前,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了,于是试探着请郑家相割爱相让,郑欣然应诺,他大喜过望,竟从病床上一跃而起:“今天有幸得到这两刀,足可以医好我的病了!”没过两天,方药雨果然病愈出院。


方药雨先生旧藏 永安一千


他收古钱,一不收外国钱币,二不集重复品。因他早年一直对古代文物感兴趣,所以开始大力收购秦汉的古钱币。他收藏战国的刀布、圜钱非常十分丰富。除了著名的残缺的覃邦刀、汉代的大半两之外,他后来还收集到唐代的大唐镇库钱,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平通宝、开平元宝、乹元重宝、天策府宝、天德通宝,北魏“天兴七年”金钱,金代的崇庆元宝、至宁元宝等等。据说方药雨当时收藏的历代古钱有一万枚之多,其中不乏名噪一时的稀世珍钱和孤品。


如金代篆书崇庆元宝钱,张丹斧曾专门撰文介绍过,说此钱原为方地山所藏,后来介绍此钱:“地山既以六百金割爱与药雨,事隔十年矣,若今日之时值,故又当高出数倍,药雨篋中,类是者不乏,足令人咋舌也。”


另外,金代至宁元宝也是方药雨不惜重金所获的,据郑家相说,该钱为古钱藏家范纬君于民国十三年(1924年)得于山东,后转售给天津的周季木,张䌹伯去天津时,看到周季木藏有此品,张䌹伯仔细观看后,觉得此钱虽然曾经过火烧(俗称火坑),故而铜色红紫而无锈斑,但文字挺秀,绝非崇宁钱所能改刻,断定此为真品无疑,便从周季木处以巨金购之。后来张䌹伯拿此钱给方药雨欣赏,方药雨一见,叹为奇遇,当场就愿出千金之价求购,故此钱最后又归方药雨所有。


方药雨所藏泉品有两枚是他非常喜欢的,一个是西汉半两镇库大钱,一个是南唐的大唐镇库钱。两个镇库钱加起来有半斤重,方药雨把这两枚古钱系在腰间把玩,从不离身,曾对人说过,此二泉,与任何钱相击,可称无敌。


西汉半两镇库,重156克,方药雨旧藏,现藏国家博物馆。据民国时期古钱币学家郑家相说,这枚钱本来是满身翠绿,后经佩戴把它玩熟了。


郑家相在《梁范馆谈屑(五)》一文中,写到当年他去拜访方药雨的情景,现摘录如下:“一日予偕䌹伯赴津访旧雨楼,药雨出所藏以相示,刀则束之,布则匣之,累累不胜其数,刀如造邦开邦安邦晋阳,布如共半釿郛半釿三孔圆足,人一之而不得,药雨则蔚然大观,可谓海内冠军……”另外,郑家相还谈到:“药雨集泉之初,注重新莽以前之泉,莽以后泉尚未十分注意,迨䌹伯及予游京津后,鼓起兴趣,竭力搜罗,遂成海内巨擘”。早在1932年,钱币收藏家蒋伯壎观赏了方药雨的藏品,后给予评述:“珍奇古奥,光怪陆离,极加海内有数藏泉名家之上”。


方药雨是一个求精品,不求全的古钱收藏家。他与张叔驯(详情参阅:大收藏家351期:古钱大王张叔驯,500大洋捡到泉界第一大漏)、罗伯昭(详情参阅:大收藏家343期:罗伯昭,从跑腿伙计到桐油大亨再到万枚古币大藏家)集藏的方式不同,张、罗两人都注重钱币的版式区分研究,所以张叔驯藏品为30,000多枚,罗伯昭亦达15,000种以上。


方若藏钱既丰,目光锐利,然其间赝鼎亦不少,时郑家相、张炯伯在天津,曾指出《药雨古化杂咏》一书中,“宁字布和宝字布,两布制作恶劣,文字粗率,不合战国之物,虽铜色尚旧,亦属后铸”。但毕竟瑕不掩瑜。
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


以前的钱币收藏家都有一种秘不示人的习惯。人们称之为“秘藏”,凡是收集到一枚史料上没有记载的珍稀古钱时(钱界称之为“出谱品”),收藏家往往会把它秘藏起来自玩而不让他人知道。而方药雨不为这种时习所左右,他既无门户偏见,又不垄断数据,凡是他得到一枚出谱古钱时,不但拓赠诸友,还会邀请泉界同好到他家中欣赏研讨,共享其乐。张䌹伯在天津任职期间曾多次去方家——劬园参加这种泉友聚会。


20世纪40年代,丁福保(详情参阅:大收藏家448期:丁福保,不为名臣,则为名儒!)在上海编著了两本研究钱币的工具书——《古钱大辞典》和《历代古钱图说》,被泉界奉为经典之作,其中刊载的一些古钱拓片,大多是由当年的两大收藏家方药雨和张叔驯所提供的。


1943年,马定祥(详情参阅:【收藏大家】马定祥:嗜钱如命)还只是个28岁的青年,而方药雨当时已是74岁的老翁。马定祥恩师张季量推荐他去拜访方药雨,临去前还特地写了一封亲笔函,到了天津后,由当时在天津银行界任职的张䌹伯先生陪同前去拜访。方药雨第一次见到马定祥就十分赏识,认为他年轻有为,像自己一样酷爱古钱币,所以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,结下了“泉谊”,成了忘年之交。后来方药雨还提出希望马定祥今后每次去北方时,能到天津转一次,让他有机会欣赏他收藏的一些古钱,使他“解渴”。



“二方”轶事


海内古钱藏家有两位姓“方”的,人称“二方”,有不少人搞不清楚谁是谁。二人其中一人为“江都方”方地山,是民国一大狂人也。方地山名尔谦(但一点也不谦虚),字地山,以字行,又字无隅,江苏江都人,擅长书法和楹联,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、书法家、楹联家,时被称之为民国“联圣”。而另外一人“宁波方”自然就是方药雨了,方地山自称大方,称方药雨为小方,而方药雨则尊其为老方。


方地山与方药雨都爱好收藏古钱,二人互有交往,早年有位泉界同好写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件趣事,文中这么写道:方地山嗜古钱,累累囊中皆是也,方药雨先生讥之,谓钱之朴茂,悉在古色斑斓,若久置囊中,磨擦精光,形存神失矣,先生曰不然,必如此,始知为大方之古钱,相与抚掌(大笑)。


研究与出版


只要在工作、生活空闲的时候,方药雨就潜心考究历代铸钱技术,验证各种古钱学学术,对古钱大小、质地、色泽、版别、纹饰、轻重、文字和伪劣等方面一一辨别,悉心研究,正是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,才使得他成为了一代泉界泰斗。


方药雨于1907年(清光绪三十三年)所完成的《方家长物》是其早期作品,为原钱拓本,主要是其先后收集的王莽泉币三十二品,并附楚布二品,以浓墨精拓,每页一品,初印仅20册,流传甚少。


他于1925年写了一本书《药雨古化杂咏》(古化,即古货,古钱之意)。是书系名拓工谭某手拓,从数万枚古钱藏品中汇集珍稀品百枚入书,其上始东周至于清,上下二千余年。所选之钱皆精绝之品,原拓墨色均亭,纤细毕现,仅成四十余册分赠同好,海王村贾人争购之,一日而尽,展转增值,册至百金。是书每钱各配七言绝句一首吟咏,可谓珠联璧合之佳作。如《东周》“西周见后复东周,两地圜金一日收,互证布文可断自,荒唐太古说从头”《临安府钱牌》“临安行用省钱文,南渡军兴济困时,准百自书一三五,却因误二谱传疑”。从中可见方若采古人论说,在钱币上有独特见解,堪称古钱学佳作。前几年该书已由北京钱币学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影印再版。(方药雨赠送给马定祥的《古化杂咏》已于1991年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,现藏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)



方药雨一生还出版了《古货菁华》《旧雨楼古货全稿》《古货今说》《古金银谱》等著作,弥补了国内古钱研究的一些空白。尤其他在民国十七年(1928年)相继著有《言钱别录》《言钱补录》,凡所列之论说,多有前人未发现者,尤以考定“永安一百、五百、一千”等为五代钱,赢得国内外钱币学界的赞同, 致令当时的泉界为之耳目一新。


此外,他笔耕不辍,著述如林,不仅在上海的《泉币》,日本的《货币》等钱币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,还在上海出版的大众化《晶报》上撰文介绍推广中国货币的研究,上海的古泉学会还聘他做过顾问,方药雨为我国钱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

据考学学家陈邦怀审释,此件周瓦罍为“齐旸罍”。1945年夏,黄宾虹凭借方药雨的拓本绘制此作,然后由陈邦怀对器物、拓文进行鉴定。这件藏器属于收藏家方药雨,瓦罍以及左下侧的文字拓本均为方药雨所有。


今日囊中泉散尽


1934年春,方药雨由于生活拮据等原因,由张絅伯中介,将自己收藏的所有古钱全部转让给上海的巨贾陈仁涛,价格是10万(一说15万)银圆。由于陈仁涛得到了这批钱币,他在收藏方面迅速崛起,而一举成为数一数二的古钱收藏家。


自己的藏品出让与人,对于嗜钱如命的方药雨来说,是极其痛苦的。自从他转让了全部古钱后,即后悔莫及。无奈之下再事收罗,不数年复有规模且多异品。


解放前夕,陈仁涛携方药雨旧藏钱币至香港,五十年代国家以重金收回,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,这批国宝才幸免遭流散海外。方药雨的旧藏另有部分归周叔弢(详情参阅:【收藏大家】周叔弢: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)、马定祥、陈仁涛等。他的一些重要藏品如古钱的开平元宝、开平通宝等,则现在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天津图书馆等。


解放后,人民政府委托北京清华等校考古系组成小组,对方药雨的贵重物品予以鉴定,将其中二十几箱运到了北京,只留给方药雨部分财物作为生活费。



方药雨扇面


书画之才与其他收藏


方药雨在书法、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,其书与画均极精致。传方氏画法取张僧繇,画笔摹范华原,“嗣得北苑观瀑图及敦煌所出之唐画,画益与时趋相远矣。”当年他的书画润笔甚高,一般平民百姓是买不起的。但是,津门的上层社会之流,往往以拥有一副方药雨的作品为荣;他的书画作品流落在日本的不少。近年来,方药雨的遗作在海外的拍卖价格甚高,他是一位深受日本人青睐的中国书画家。此外,据说他曾鬻画赈贫达30年之久,这又是为人所不知的事情了。


方药雨所精研过的书画,他做了一个详细的目录,叫《药雨画录》,王世襄就藏有此书并常常翻阅。


方药雨还精于碑版,他曾考订过大量汉唐碑刻,著有《校碑随笔》一书,专论以各碑字画损坏程度判断年代的方法,海内外鉴赏家推崇为空前之作。


除收藏古钱外,方药雨所集古器物颇丰,如商小臣等,皆为稀世之珍。


方药雨所藏古陶拓片百余种


一泉不用听泉声


1954年,86岁高龄的方药雨应马定祥之请,为他画了一幅《听泉图》扇面。画面上,青崖相峙,中间飞瀑湍流,一位老者面对瀑布,坐在岩石上,正在倾听砰砰訇訇的瀑声。扇面上题款:“祥和泉社夙知名,我亦于泉好鉴评,今日囊中泉散尽,一泉不用听泉声。定祥仁兄同好属画,八六老人方药雨。”


马定祥得到《听泉图》后,视若拱璧,多次称赞:“方药雨先生这幅《听泉图》中的画与诗,寓意巧妙,一首七绝诗中竟用了5个‘泉’字,说明他是多么钟情于古泉,而且将祥和泉币社也连在一起,真是画得好,写得妙。”马定祥将扇面配上红木镜框,常年悬挂在他祥和泉社的墙壁上,以便朝夕晤对。他还说:“扇面上画的老翁其实就是方药雨他本人,这是方药雨一副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的佳作……”



年轻时的方药雨


方药雨还曾任天津《国闻报》主笔。彼时《国闻报》是有名的报纸,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资产阶级与士大夫们倡导变法,严复等就曾以之为阵地,呐喊改良和启蒙。当时方药雨于报馆曾因抨击慈禧太后弊政,遂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同遭清廷通缉,又同避于日本领事馆,继而出走日本,后幸赖朝廷有力者周旋而得免。归国后,方药雨担任《天津日日新闻》(《国闻报》售于日本人后改名)社长和主编。并开设利津地产公司等,获利颇丰,这为他搞收藏打下了坚实的财务基础。


1903年7月,好友沈虞希(沈荩)将朝中之事告知方药雨,第二天方药雨便将其所说上报。此事发生后,清廷震怒,慈禧下令严办,沈虞希被捕后杖毙(31日),方药雨再次逃亡。两人共同的好友连梦青也受到牵连,不得不仓皇遁走上海。此即当年轰动一时的“天津报案”。逃到上海的连梦青钱财尽失,无以为生,只依赖卖文糊口。好友刘鹗(详情参阅:大收藏家441期:刘鹗,晚清第一全才!奇才!)知道连梦青要强,不愿受人资助,于是便动笔写下《老残游记》,将这本小说送给连梦青,增加其稿费收入。


丁巳(1917年)八月,洪水为患,水退鱼跃于堂,方药雨遂自题其堂曰:“来鱼堂”,戊午(1918年)改建更名为“旧雨楼”。

民国建立之后,方药雨虽不是什么‘遗老’之类,但反对施行民主和嫉视国民党都很激烈。有一年他回到乡下去,路过上海的时候,请他赴宴的几日无虚席。他所藏的一些古物中,要算几块“石经”为最珍贵,据说,伪满的罗振玉(详情参阅:大收藏家402期:罗振玉,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)曾代溥仪去向他出重金购买,而他竟非常狂悖地说:“现在暂不出让,待到皇上入关就作为贡献的礼物。”(事见《金性尧集外文编》)


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,同年天津沦陷,方药雨出任天津治安维持会筹备委员兼伪高级地方法院院长等职,由于这一职位是日本人赋予的,所以他在当时就被视为投敌的汉奸。


1940年,方药雨的亲家张弧的六女张同珍和外甥潘祖莘,因参加地下的抗日组织,被日本宪兵队逮捕,为了营救他们,张弧的儿子张同礼找到方药雨,方药雨答应帮忙并亲自出面向日本宪兵队要人,最终使二人得以安全释放,由此可见,方药雨当时也并不是光昧着良心只为日本人做事,他还是有着一定原则和底线的。


1945年,日本战败投降,方药雨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入狱,审判时,当法官问到汉奸罪状,方药雨一再表白自己如何做“清官”,如何“廉洁”。法官又问,为什么在日本人手下做官?能说在沦陷时做“清官”就不算汉奸吗?方无言以对,只好认罪。直至天津解放前夕,方药雨才被释放出狱。


方药雨身材很矮,性格相当爽直,虽然旅津有数十年之久,可是讲起话来依然是一口乡下土白。


1954年,方药雨在天津老病而死。